罗新:在长城地带走近被忽视的普通人
《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新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从北京的健德门为起始,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明德门为终点,是元代皇帝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辇路。每年初夏时节,皇帝便会离开元大都,来到草原上的开平城避暑。皇帝巡行路上的盛况在文人的诗词曲赋中多有提及,但关于这条辇路的历史研究还有不少亟待细究辨明的地方。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一位专研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沿着这条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最终抵达了上都,完成了十五年前的夙愿。“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在《从大都到上都》中的自我发问,成为了他坚持走完这段艰辛旅途的终极动力。
虽然从年轻时就爱旅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新并没有打算把这行走的经历和感受写成游记。在专业研究的机缘下,罗新阅读并喜欢上了旅行文学,这给了他写作《从大都到上都》的勇气和灵感。今年他又担任“远方译丛”主编,向国内读者引介了一批优秀的西方旅行文学作品。谈及旅行的意义,罗新认为,徒步行走拉近了他与当地的距离,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
“如果年轻时接触了旅行文学,我的人生或许会改变”
新京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你最初的考史行走是从何时开始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考史行走和历史行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罗新:我原来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几本小说,往作家的方向发展。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能力,特别是读那些故事编得特别好的作家,比如金庸,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这种本事,把一个庞大的故事能编得像他那么好。再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原著的作者,这也是一个封闭的历史世界,但你需要在这个历史世界中把每一个人都设计好,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而我并不具备。于是,我在24、25岁的时候转身投向了研究真实世界的历史。
有一些历史学者是足不出户知天下的那种人,另外一些做研究得需要把理论知识跟野外实地考察紧密结合,我就属于后者。我没有那种在书斋里就能懂得外边事情的能力,我必须通过眼睛看见、身体到过才有很多印象。另外,这也跟你从事的工作有关,如果你做的是制度研究,了解哪个州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地理空间上的特征,对研究来说关系不是太大,但我做的研究就跟交通和地理状况有关,如果没有到过实地、见过实景,对问题的理解就还是差得很远。
后来我成为一名青年教师,也喜欢带着学生到处跑,直到最近这些年我年纪大了,慢慢就不带学生了为止。
新京报: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对而言,旅行写作在中国直到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受到关注。你阅读过大量的相关作品,近年来也在推动西方旅行写作的译介工作。这些西方的旅行文学,对你的行走和游记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新:那时我们跟国际上的接触比较少,能了解的信息很有限,当时我不认为写游记是一条正路,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从传统上而言,中国的旅行写作这种文体也不够发达,旅行写作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没有什么地位,游记和散文从来不是主流,即使我读过《徐霞客游记》,也就当作是一种考察笔记,没有看作文学性的作品,不能当成一个目标来追求。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知道,游记和小说是同样重要的文学类型,我的人生也许会发生改变。
大概在十几二十多年前,我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文本,我发现游记很有趣。我也经常到国外访学,逛书店的时候,随便拿起几本书来看,几乎到处都有旅行文学,那时我才发现这种文体在国外书店占的比例那么大,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阅读游记和旅行文学,但当时只是作为消遣,还没有想过自己动笔来写。
我在无意之中读到了很多国外的游记,包括旅行文学和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这些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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