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汨罗，屈原沉江2300年后，有一位80岁的老人，一生都在守护着屈原、诠释着屈原，与屈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就是汨罗屈原纪念馆的老馆长刘石林。通过他的努力，汨罗屈原祠成为全国唯一一座纪念屈原的古建筑。
纵然“石磊磊兮葛蔓蔓”，刘石林都不管不顾地“采三秀兮于山间”，与屈原对话。他成为屈原祠的守庙人，一守就是25年。一头扎进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的道路，乐此不疲。
“屈原是我心中的旗帜，我将为屈原一往无前，直至生命的终结!”端午前夕，面对湖南日报和湖北日报共同采访的记者，刘石林如此告白。
秭归和汨罗，是“源”和“流”
记者：著名诗人余光中称汨罗江是“蓝墨水的上游”，秭归则是“蓝墨水的上上游”，您觉得秭归、汨罗在弘扬屈原文化上如何进行交流和合作?
刘石林：屈原的很多诗篇如《九歌》《天问》《离骚》《怀沙》《惜往日》等，均是在汨罗创作或最终完稿的。这些诗篇又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公认，《诗经》和《楚辞》是中华诗歌的两大源头，汨罗江自然是这两大源头之一。
从自然的角度说，“上上游”则是“源”，屈原诞生于秭归，秭归自然是“源”之“源”，汨罗江则是“流”。无“源”则无“流”，有“源”而无“流”，这个“源”很快就会枯竭乃至消失。这是汨罗和秭归两地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两地交往频繁，互通有无。
屈原生于秭归，死于汨罗，我们两地因为他，而成为“生死之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秭归屈原纪念馆郑轩振馆长莅临汨罗，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1985年我拜访秭归，结识了很多秭归朋友如纪念馆的易炜、李彰庆，县文化馆馆长王敏、王健强，骚坛诗社谭光沛，三闾乡政府徐宏章等，可谓满载而归。
几十年来，这种交流从未中断，对两地宣传和普及屈原文化，弘扬屈原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这种交流将会更加频繁、深入。
做事要无愧于屈老夫子
记者：是什么缘由让您如此执着，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屈原的一生”?
刘石林：我是喝汨罗江水、听父辈们讲屈原的故事长大的。特别记得每逢端午节，我的父辈或爷爷辈们，就提上几个粽子，到汨罗江边，一边往江中抛粽子，口中呼唤着“屈老夫子吔，回哟!”那虔诚的神情，苍凉的呼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至今每到端午节，或是平常吃粽子，这个场景和声音还会浮现在脑际和耳边。
读小学六年级时，我就读的学校迁到屈子祠内，历史老师在屈原神龛前给我们讲屈原的生平，带我们到玉笥山上、汨罗江边寻找屈原的遗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又到屈子祠工作，住祠管理这座古建筑。逐渐接触到屈原的更多作品以后，他那种“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情怀，那种为实现“美政”理想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的毅力，那种坚持“修能”，不为混浊的世俗所侵蚀的决心，那种敢于揭露“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等黑暗腐败的勇气，特别是那种在受到诽谤、贬官、削职乃至流放蛮荒而忠于祖国，始终“受命不迁”，对祖国不遗不弃的爱国精神，让我深感震撼、深受感动。
而屈子祠是承载屈原这些精神遗产的载体，是向世人传播这些精神遗产的媒介，守护好这个阵地，我责无旁贷。我时时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无愧于屈老夫子。
屈原投江不是自杀
记者：有哲学家说，屈原投汨罗而死，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您觉得屈原为什么选择汨罗作为第二故乡?
刘石林：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投江。屈原的投江不是自杀，屈原也没有自杀的理由。我曾经撰文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
首先，楚人的生死观和现代人截然不同，楚人认为人的死亡只是变换了一种存在方式。郢都虽然沦陷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当时楚国还是一个强国、大国，之后还灭了几个小诸侯国，何况当政的顷襄王还是屈原的学生。
屈原在《离骚》中写到为了寻找实现“美政”理想的境地，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美人”，两次遨游天国，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元前278年他选择龙最活跃，楚人祭龙的日子——五月五日，选择十二凤凰簇拥他的远祖轩辕帝南巡驻跸的凤凰山下投江，就说明他是要第3次遨游天国，他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投江的。
这还牵涉到屈原的形象问题，2000多年来，屈原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已经被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8个字而定格，我觉得这8个字是司马迁的自画像，是在借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块垒，不是屈原的形象。
屈原为什么选择汨罗作为自己的“故乡”“首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屈原以前曾经到过汨罗;二是汨罗居住的罗人与屈原同宗共祖;三是汨罗距楚都郢较近且交通方便。汨罗早在春秋中期就设有驿站——罗江驿，地址在汨罗江与洞庭湖交汇处。屈原虽被流放，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位爱国者，他每时每刻都惦记着自己的祖国，“何须臾而忘反”，时刻想着回到朝廷，去报效祖国。
《离骚》中的女嬃是屈原的女儿吗
记者：您从事屈原研究40多年，也出版了专著，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认为女嬃是屈原女儿，您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刘石林：关于女嬃的那篇文章是我根据汨罗的有关传说写的。文章提交给了1989年冬举办的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当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湘潭大学教授姜书阁参加了年会。晚上，他老人家关起房门认真阅读提交的论文，发现我这篇文章后又耐心地指导我修改完善。之后，文章发表在《求索》1990年第一期上。
30多年来，时常有友人跟我探讨这个课题。最近，我对此有一个新的认识：女嬃是一个文学人物，文学人物往往是以某一个真实人物为原型，根据作品的需要，再加塑造而成。女嬃作为一个传说人物，因为地域的不同、时间的先后、习俗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将其定位为女儿、妹妹、姐姐、侍妾，甚或龚维英说的“蜀俗谓母曰嬃”的母都是可以的。《离骚》中关于女嬃的那段话，既有女儿、妹妹的娇嗔，也有姐姐的责备，也可以嗅到母亲的疼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