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未曾间断过的国家，中华文明附生于中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作为中国艺术的曙光，已将毛笔用作绘画工具。彩陶上那一抹墨色勾勒出的线条，奠定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也成为其艺术表现形式的根源。
中国古人将不同动物的软毛固定于笔杆端，制成毛笔，成为书写与绘画的工具。相较于硬笔，毛笔对于手腕的力量尤为敏感，轻重间，可兰叶细描，亦可山水浓墨，这令中国绘画从表现形式上区别于西方绘画，并有着自成体系的美学价值。南朝谢赫提出“六法论”，以全新的理论高度对中国绘画制定出审美标准。其中第一法“气韵生动”，超越了画家运笔的娴熟、临摹的细致与笔法的细腻，而将绘画的气势与意境作为最重要的美学原则，万古不移。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凿空，中国与西域有了正式的联结。南北朝时，北齐画家曹仲达有着中亚粟特人的血统与背景，他运用细密的线条贴身来表现驱体，这种受到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双重影响的绘画风格以中国画的笔墨来呈现，碰撞出绚烂的火花，后人以“曹衣出水”来形容其作品人物具灵动感，如刚从水中走出一般。唐代的大一统使丝绸之路的交流达到一个新高峰，来自西域的佛教随着僧侣们的再度介入，壁画艺术大行其道，为中国绘画容纳进了更多的风格，人物画方兴未艾。吴道子成为当时寺观壁画创作大家，其作品的人物线条悠扬洒脱，有着“吴带当风”的美誉。这种源自佛教经变图的表现形式也渐融于中国本土文化，并成为后世的文化基础。
自北宋开始，山水画主题日臻成熟，声望超越人物画。伴随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一种在山水中寄情，用以展现个人道德情操与修养的文人画应运而生。这种区别于院体画派工谨的绘画作品，以自由、无束为特点，不求形似、只重意境，呈现出游心物外的不拘一格之风。随着南宋政治重心的南移，有别于北方的崇山峻岭，南方山水以烟雨迷蒙的新风格呈现于文人画作当中。直到元代，文人画才获得真正的推崇与声望。这当然与元代宫廷的游牧民族背景有关，朝廷与士大夫层阶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也使得画家们摒弃了精丽巧密的院体画风格，将绘画目标从“写实”转向“写意”。山水仅成为了墨戏的载体，以诗书入画，影射出更广阔的心中丘壑。从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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