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生物学的知识发展到两宋时期，逐渐从原来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形成“鸟兽草木”之学。这与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有关，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以花卉谱录为代表的植物学专著大量涌现。梳理宋代的“草木”专书，至少可以得到41种这一领域的专著，并能从中发现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促进“草木”之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撰谱录 创体例
最早的谱录与谱牒、家谱的记载密切相关，后来人们也开始利用这种体例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为植物修谱撰记并不是宋人首创，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植物学专著出现(《竹谱》《魏王花木志》《南方草木状》等)，唐五代时期也有花卉类专谱现世(《百花谱》《花经》等)。但若从数量和质量来看，宋代的植物学专著却远迈前代，尤以花谱为最。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王毓瑚、天野元之助等学者对包括宋代花卉谱录在内的中国古农书做过深入研究，整理出涉及牡丹、菊花、芍药、兰花、梅花、海棠、玉蕊花等七大类四十一种花卉专著。这些花谱的作者多半出于士人群体，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辩证》)这样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领袖。他们共襄盛事、薪火相传，将宋时花卉的繁盛记录其中，使后人可以一睹1000多年前花卉争奇斗艳的胜景。
当然，欧阳修、陆游等士人在撰著花卉谱录时已不再只是专注于前人欣赏花卉的诗词，而是记载栽植技术、品种变化，使得谱录的文学色彩趋淡、科学实用色彩渐浓，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便是详述接植栽灌之事、详列牡丹花品并一一解释花名出处。这种著作体例成了撰述花卉专谱的定式。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便“书体全仿欧记”。而王观的《扬州芍药谱》也与欧记体例相似，风格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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