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谈“诗”说“文”及践行
孔子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记载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风仪的《论语》,不过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对话记录。这部对中华文化浩瀚长河起到挖掘河床、疏浚河道作用的早期元典,虽然并非文学类著述,但它于不经意间谈“诗”说“文”的布局落子,却如经天日月,不仅强光聚焦文学源头《诗经》,让我们领略中华文学开场大戏的精妙绝伦,而且从遥远高台为中国文学巨大山脉的延伸和拓展,勾勒出基本走向的路线图和绵延起伏的天际线。
谈“诗”
孔子谈“诗”的话,《论语》中载录颇多,并非泛指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诗歌,而是特指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或曰《诗三百》,即后人所说的《诗经》。简略说来,似可分两大类。
一是谈论《诗》的思想内容。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为政》);“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等。孔子既从总体上肯定《诗》具有思想纯正,有助道德教化的特点,又批评郑声淫猥,易引发小人邪念的现象,这就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为诗歌应有之思想内涵划出边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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