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梳理古籍遗产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感到很振奋。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单身一人,面对扑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孤单寂寞,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通过近三年的辛劳,四万多册古籍的编目工作完成了,我的古籍方面的知识也随之大大提高。1984年9月,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四川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博士,做了北京大学的我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我博士后出站后,继续回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一直在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曾获国家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并有两种著作被评选进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之列。确实可以说,我从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养,古籍整理伴着我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学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古籍遗产,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作了浩繁的图书典籍,孕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然而面对如此巨量的文化遗产,如何找书、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2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20世纪末,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13种,规模达《四库全书》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载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几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由此可见,有待搜集的文献数量仍然十分庞大。试以浙江省为例,据统计,浙江古代著述就达近2万种之多(包括1912年前浙籍人士著作与浙江地方文献),数量比《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总和还多一倍多。历代有识之士,在浙江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做出过不少贡献,如清代胡凤丹、胡宗懋父子编的《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民国张寿镛编的《四明丛书》,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等等,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的遗漏。本世纪初,浙江大学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为主组织编纂了“浙江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黄震全集》《杨简全集》《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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