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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2022-05-08 09:09:29 来源：固安信息港——固安最大的综合门户网站作者：分享：

　　【编著者说】

　　编者按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运河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也成为一个各领域专家学者表达情感或还原历史的对象。当下迅速产生的大量运河知识与话语，都可以作如是观。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林选择了“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推出《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一书，带领读者沿千里运河，览两岸风景，回望悠悠运河城市的发展史。

一

　　从时间上讲，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的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裁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它们的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

　　2014年6月，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5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同年7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审议通过，将大运河和长城、长征并列，共同提升到“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的重要地位，一幅关于中国大运河的绚丽画卷正在全面展开。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大运河从长时间的沉默中再次发出激荡四海的风雷声，人们这才重新注意到它辉煌的历史与充满生机的未来，并发现其中有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历史、记忆、话语与愿望需要寻觅、钩沉、捕捞和重建。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们也被卷入这个人员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浩大、节奏越来越快速的人流、思潮、现实与社会进程中。

　　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交流创造与传播中心。由于南北交通、贸易的直接刺激与强大需要，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数十座城市。这些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以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古代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

　　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深究的秘密。沿着大运河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逝波间寻觅和挖掘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对于充实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精神，发展运河城市的文化生产力，无疑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5月和7月，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相继提出并快速推进。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环节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蔚为大观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而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在当代意义上对运河城市群建设提出新思路与战略构想，都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经沉入历史长河的运河往事，还是当下正在升温的各种时代议题，它们无一不是以运河城市为中心空间与主要平台而展开的。实际上，这使运河城市文化研究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与焦点。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将运河城市建构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同时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

　　中国大运河贯通华夏大地南北、纵横两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当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近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其发生与成长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政治、军事、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服务功能。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据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当时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曾说“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至10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令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