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幸运我读到了这本书!”“强烈推荐,古老、简洁而清晰的东方智慧。”在全球图书网购平台,《道德经》译本多年来得到大量外国读者的推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经典著作中,中国的《道德经》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发行量最大的传世经典。
2019年,日文版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发售当天,旋即登上日本亚马逊文艺作品销量榜榜首。“《三体》热”席卷海外,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有史以来的最高世界馆藏纪录。
从哲学经典《道德经》到科幻文学《三体》,中书外译经历了从懵懂前行到积极探索的转变。通过外译走向世界的中国书籍,在对话与建构中,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走向世界的“中国书架”在摸爬滚打中“开枝散叶”,但似乎远未“枝繁叶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如何让中国书籍向外“走深走实”?
1.中书外译,从历史中款款走来
“大规模中书外译可追溯至16世纪末的来华传教士,迄今已有400多年。虽并非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客观上完成了文明的传递。”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王颖冲说。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知名的有70多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潘文国发现,这一时期,西去的主要是中国经典,比如利玛窦翻译的《四书》。
据考证,中国历史上译入欧洲的第一本著作,是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雅各布森翻译的《明心宝鉴》。中书外译的专业化发展始于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以后,中书外译的数量和种类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译者也系统投入到中书外译的事业中。例如,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这与当时的留学政策、国内外语教育大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王颖冲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书外译“国家队”逐渐壮大。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熊猫丛书”,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修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系列国家翻译实践,极大满足了中国作品“走出去”的渴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拓宽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想象空间,给了中国出版更多互学互鉴、交流互动的机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合作,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余华的《活着》、王刚的《英格力士》、苏童的《米》等输出到多个“一带一路”国家。
时至今日,中书外译的舞台上依旧活跃着众多国外汉学家。比如,出生于1939年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被喻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首席接生婆”。
物换星移,一些青年汉学家也携译作崭露头角。
《传奇女书》是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的力作。意文版《传奇女书》被意大利著名杂志《全景》评为今年“意大利最值得阅读的50本书”之一。仿佛“深山里的野玫瑰”带着南岭的清芬和潇水的温情,走出了“与世隔绝”,为更多世界另一头的人们“采撷”。
让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的女书文字走进意大利人文学视野的,是意大利译者茱莉(Giulia Falcini)。“意大利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好奇与日俱增。”茱莉发现,莫言、余华、苏童等中文作家已在意大利出名,“他们的作品非常畅销。”
文化,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才能发展和延续。
“我十分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的交换帮助人类理解世界,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思黛(Stefan Rusinov)来自保加利亚,曾翻译过莫言《檀香刑》、刘慈欣《三体》等诸多中文书籍的保加利亚语版。
十几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时,“80后”思黛就“很想把学到的好东西分享给同胞们,推进文学对话”,因为“这些作品极大地丰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很希望它们能给更多保加利亚读者带来相似的收获。”
2.逆差明显,尚待走出幽谷
纵观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数不胜数;相较之下,输出西方的中国文学品种与此极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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